碩士論文《福利國家發展之比較研究--理論與實證研究的分析》 中文關鍵詞：福利國家發展、社會政策、理論、社會學、社會工作 摘要：近年來，福利國家發展研究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解釋途徑，同時也愈來愈強調實證研究的重要性，因此，連帶地使有關跨國比較研究方法等問題也受到重視，例如Jones(1985)、Wilensky et al(1987)、Alber et al(1987) 等人都曾專門討論過福利國家發展或比較社會政策的研究方法。本論文在此也試圖透過理論的檢閱與實證研究的次級資料分析，探討福利國家發展之理論與方法的關聯性，並進一步提出具體的建議以做為日後從事相關實證研究之參考。 本論文首先討論六種福利國家發展之解釋途徑，包括工業主義邏輯、功能派新馬克思主義、文化決定論、擴散過程途徑、民主政治觀點與國家中心途徑等六種理，並分別探討其理論源起以及對福利國家發展的解釋，其目的一則在於舖陳既有的理論，再則做為實證研究的理論基礎。其次為比較研究方法的探究，分別討論Zelditch(1971)的比較研究邏輯、Tilly(1984) 的比較研究途徑，以及二種經常使用的比較研究方法－統計研究與歷史研究，藉此釐清比較研究的基本概念，並提出不同研究方法的優缺點與可能的限制。 最後本論文試圖將前述有關理論與研究方法的討論落實到既有福利國家發展之實證研究的分析。首先逐一檢視既有實證研究的理論基礎、研究焦點、樣本數、依變項與自變項等，而後根據理論基礎、研究方法與研究結果的相近性，歸納出以依變項（立法年代及項目、社會支出、方案內容）為主的三種研究途徑，並說明其資料型態、本數、分析方法，以及可能的研究結果。

碩士論文《鄉村自發性社區組織形成因素之研究：以宜蘭的三個社區為例》 The Fromation of Grassroot community organization in rural Taiwan ─ A Case stydy of Ilan''s three communities. 關鍵字：社區組織、社區發展、鄉村社區． Community organization、Community development、Rural Community. 摘要：本文研究的重點在探討影響本地鄉村自發性社區組織形成的主要因素為何﹖檢視社區組織實務、社會運動與都市研究的相關文獻，本研究提出初步的分析架構，主要從大環境結構因素、既有的組織基礎、外在團體干預、認知轉換，四個面向來討論促成本地社區組織形成的主要因素。透過三個個案研究過程，研究發現指出，一、大環境政治結構對不同議題的社區組織提供不同的支持度。二、鄉村社區既有組織原則，是社區組織形成的基礎，然其動員程度仍視議題受重視程度而定。而菁英的態度是決定議題受重視程度的依據。三、鄉村社區組織目前主要的外來資源主要是鄰近村里、公所、鄉民代表。四、鄉村社區所重視的議題常與社區自然環境習習相關。基於研究結果與分析架構的反省，重新提出分析本地鄉村社區組織形成的理論架構；並針對實務界提出一些積極性的建議。

碩士論文《民主進步黨地方黨部的組織與動員網絡的分析》

碩士論文《制度學派與組織制度化的探討》

碩士論文《遊民的社區生活與遊民服務：台北市萬華區的遊民研究》

碩士論文《銷售的政治:性別化的勞動身體規訓》

碩士論文《當運匠聽到地下電台－論地下電台與社會運動之關係》 關鍵詞:社會運動、地下電台。 Social movement. 摘要：「當運匠聽到地下電臺」作為這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研究者所欲探討的是，地下電臺在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推動計程車牌照開放運動的全民計程車司機聯誼會）的發生及發展過程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研究者從社會運動論述的典範出發（心理論、資源動員論、新社運論），一方面抽離出「結構」、「主體」及「行動」三個論述要素，同時指出三個論述要素如何連結的重要性，一方面為了彰顯過去社運論述所忽略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思考，研究者引入「慣習」（habitus）及「鑲嵌」（embeddedness）的概念，強調行動者生命經驗及所處社會脈絡的重要性，綜合上述之思考，研究者透過共識動員（consensus mobilization）及微視動員脈絡（micro-mobilization context）的討論，進一步來呈現「當運匠聽到地下電臺」的「另類」（alternative）社會組織動員過程。 　　在進入共識動員與微視動員脈絡的討論之前，研究者首先分析了地下電臺卡拉OK虛擬社區的先天特質（卡拉OK精神、當家作主意識、出頭天意識 ）、運匠狀似自由實則束縛的困境（靠行制度的剝削、交通黑暗期危機、上升流動困境），尤其是兩者之間的親近性或契合性關係，這類親近性或契合性關係透過電臺與運匠的相形開塑過程，進一步展現出另類共識動員過程及另類微視動員脈絡的面貌。 　　從另類共識動員過程的面向來說，地下電臺卡位OK虛擬社區扮演著連結運匠的積極促進角色，同時具有開展其他類型互動關係的可能性，換句話說，透過地下電臺卡位OK虛擬社區進行的共識動員過程，與其他共識動員策略（例如面對面的互動）起著搭配性或補充性的作用，運匠一方面透過收聽地下電臺進行共識建立的過程，一方面透過地下電臺開展出其他類型的互動關係。 　　從另類微視動員脈絡的面向來說，地下電臺卡拉OK虛擬社區涵蓋了非面對面的及面對面的互動關係，因此，電臺與運匠之間形塑出某種小團體的情境或一群人的脈絡，有助於集體歸因過程的進行，小團體的情境或一群人的脈絡進而形成組織的雛型，有助於集體行動的出現，而電臺與運匠之間的弱連帶關係，則扮演著橋樑式的角色，透過道德性的訴求，提供了開展強連帶關係的可能性。 　　除了點出地下電臺對於社運組織動員過程的積極促進角色之外，研究者亦不忘反過來思考可能出現的消極抑制作用，地下電臺及「全民」兩種組織動員過程並存的結果，不但在運匠之間形成兩種分歧的認同觀，親近性或契合性關係放置到巨觀組織環境的互動中來看，原本是經濟利益的鬥爭，進一步轉化為政治權力的、意識型態的、生命尊嚴感的鬥爭。 　　「當運匠聽到地下電臺」呈現之另類社運組織動員過程，一方面修正並補充了共識動員及微視動員脈絡兩個概念的適用性，一方面也提醒著社會運動研究者：考察不同共識動員策略及微視動員脈絡之間的搭配性或補充性關係之重要性。

碩士論文《從組織移植觀點來看日本工業組織在台灣──以豐田汽車為》

碩士論文《專業科技僱員的勞動體制研究》 中文關鍵詞:勞工、科技

碩士論文《喚出女同志：九０年代台灣女同志的論述形構與運動集結》 Rring Out the Lesbians: Taiwan Lesbian Discourses and Movements (1990-1996) 關鍵詞:同志論述、女同志社群、同志運動、身體政治、Ｔ婆文化、性慾取向認同 queer dicourses、lesbian community、gay and lesbian movement、body politics、butch-femme culture、sexuality 摘要:九０年代在台灣出現了以「女同志」來自我命名的身份認同政治。過去在台灣社會中或成群隱暱不見、或個別處於孤立無援狀態的女同性戀者，開始成立女同志團體、發行女同志刊物，以「集體現身」的方式向社會發言。在這樣的過程中，不但形構出豐富的本土女同志論述，並且而在刊物的編、寫、讀、應過程中串連出一個運動性格鮮明的女同志社群。 本研究發現，截至九六年為止，這個新興的女同志社群一方面建構出以性別、性取向與年齡意識為主的多重身份認同的女同志主體位置；另一方面將傳統Ｔ婆文化中的性別二分框架予以解構，並重構出分殊且多元的女同志身體美學；而在論述與行動的策略上，則企圖在以女同志認同為依據所進行的運動召喚中，同時去進行模糊同性戀／異性戀身份疆界的差異政治思考。 It''s in 1990s that Taiwan lesbians firstly had their groups and publications, while they spoke about their identities in a special way, "collective coming out". In this process, Taiwan lesbian performed the queer discourses, andformed a new community. This community constructed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gender, sex, and age subjects, deconstructed the binary of traditional butch-femme culture, and tried to question the homosexuality/heterosexualitybianry.

碩士論文《台灣IC產業國際間企業的合作模式－以本土企業與日本企業的合作爲例》

碩士論文《創投公司與被投資公司間之統理結構：從交易成本理論出發》 The Governmental Structure among the Venture Capital Company and its Investee Compan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ransaction Theory 中文關鍵詞:交易成本理論、統理結構、創業投資公司、被投資公司 摘要:創投公司和被投資公司在交易過程中衍生了一筆龐大的交易成本，主要表現在評估過程和維持關係過程兩個步驟之中。但此筆龐大的交易成本並未如交易成本理論所預示的，導致「層級式統理結構」的出現，相反地，訪談結果顯示，台灣的創投公司和被投資公司間，以「網絡式統理結構」為最普遍之互動模式。純粹的市場型統理結構較不常見，只有在小而年輕的創投公司身上有機會發現。 形成網絡式統理結構的機制為何？本文將焦點放在以下三個面向：制度環境、交易特性、以及組織特性，嘗試去理出形成特定類型統理結構的機制。在制度環境面向，本文強調「創投事業作為一種制度」是形成網絡式統理結構的最重要的機制之一。創投公司和被投資公司的共生關係，以及從共同奮鬥的過程中產生的信任氣氛，是孕育「網絡式統理結構」的溫床。 在交易特性方面，本文認為，儘管創投公司和被投資公司間的交易成本很龐大，但由於交易成本的成因不是為了預防對方背叛，而是為了達成共同目標，使得「網絡式統理結構」得以取代「層級式統理結構」而成為有效的運作方式。在組織特性方面，本文發現，大創投和老創投較有可能以「網絡式統理結構」與被投資公司交往。 在權力互動方面，本文發現，傳統權力互動的邏輯和網絡式統理結構格格不入。權力互動的軌跡在創投產業並不明顯，只有當創投公司和被投資公司發生衝突時，才會動用權力來解決問題。影響權力配置的因素和創投公司的「持股比例」有極為密切的關係。

碩士論文《家園重建，誰的夢?-從災後社區營造,政商競合的重建計劃看災區社區傳播》 the devlopment of community communicaiton within the politics-capitals competence of post-earthquake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關鍵詞:災後重建、社區傳播、社會運動、社區總體營造、地方社會、另類媒體。 post-earthquake reconstruction、community communication、social movement、community renaissance、local society、alternative media. 摘要:社區媒體的公共性意義，一直是決定地方社會草根民主的重要環節之一，九二一地震的災後重建社區媒體也成為地方居民凝聚共識、參與重建政策的管道。本研究從深度採訪報導、問卷調查和基礎文獻的研究，探究災後重建力量如何影響災區社區傳播的發展，並從本研究分析之社區媒體的結構和其內容表現中發現，災區社區媒介的所有權結構類型主宰了災區居民社區參與機會和重建議題論述的空間，同時大環境的傳播生態也考驗著自主和具批判性的草根社區媒體。

碩士論文《台灣積體電路設計公司與晶元代工廠的組織網絡關係》 中文關鍵詞:積體電路設計公司、晶元代工廠

碩士論文《高科技產業技術學習進程與策略聯盟學習機制─以台灣半導體產業製造部門為例》 中文關鍵詞:高科技產業、策略聯盟 摘要:本論文由發展社會學的理論取徑出發結合組織間互動的研究層次，以「知識觀點的組織理論」探討高科技產業的知識特性--高科技生產技術同樣是明確知識與隱晦知識的綜合體，其隱晦部分展現在「量產協調的整合性機制」與「尖端技術研發初期創意實現的實體化過程」。高科技知識傳遞由「100%明確知識及隱晦原則傳遞」加上「後續長期的隱晦知識培養」構成。此外，採用資源依存理論的權力觀點，抓出廠際間策略聯盟的學習機制，為後進國家的技術學習提供非低度發展的例證。 本文依循兩大技術軸線─動態存取記憶體與一般半導體製程，藉由產業初期重要學習事件--「RCA技術引進」與「次微米計畫」的觀察，瞭解我國半導體技術發展的歷史過程，探討深度學習的關鍵因素。並對工研院電子所初期擔任的多重角色、內涵與轉變；及其對產業初期技術發展的奠基作用有深入的瞭解與分析。此外，依據「技術特性」與「生產模式」區隔「DRAM專業製造廠」、「純晶圓代工廠」、「整合元件廠」，建立半導體製造部門技術類型學。不同類型間技術環境、學習方式均迥異，研究者必須透過類型學的分析才能在這樣的基礎上做出較正確的脈絡推理與研究觀察。 此外，在釐清廠商間技術的異質內涵之後，運用「技術層級」與「市場結構位置」兩變項型構出廠際間互動的權力場域，並耙梳出豐富策略聯盟中恆久不變的運作法則。高科技產業策略聯盟的學習機制是以雙方「技術層級」差距作為一個合作的基底，以此決定技術輸出、輸入或平等式合作的可能性。藉由雙方所佔「市場結構位置」的權力角力，最後產生技術販賣、合資、甚至併購等折衷的策略聯盟合作形式。 我國半導體產業在先行國家鞏固市場規模與技術專利的區隔結構下，發展出自身的學習策略，並逐漸縮小與世界半導體尖端技術的距離。在鋪陳這個學習互動的過程中，本文凸顯半導體廠商技術學習所面臨的「市場型態」與「技術層級」等結構因素的限制，更清楚地看出後進國家技術發展匍匐前進的學習曲線。

碩士論文《地方派系利益與立法運作：以農發條例修訂為例》 中文關鍵詞:地方派系、農發條例、否決點、利益取得模式 摘要:伴隨著台灣政治逐漸朝向民主化發展，地方派系的政治自主能力與活動場域也有所改變，地方派系的政治地位提高，活動的場域也由地方議會轉移至中央級的立法院，這樣的改變，對於地方派系而言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威權時期的地方派系常以國民黨所給予的獨占性經濟特權作為取得利益的模式，當地方派系的自主性增強以及活動場域改變後，地方派系的利益取得模式有何改變？本文透過比較兩次農發條例的修正過程，以制度論─主要為否決點概念─的觀點，指出地方派系新的利益取得模式。 本文發現在農發條例修正的立法過程中，否決點為立法院，行政部門的提案並無法在立法院完整的通過，同時地方派系立委以地方派系、次級團體以及黨團構成的三角運作模式在立法過程中，逐漸取得修法的主導權，本文並且認為鐵三角的運作模式可以彌補否決點概念的限制，更加貼切說明農發條例修正的過程的進行與修正結果產生的原因。

碩士論文《生命商品化的社會基礎與運作機制：以戰後臺灣人身保險業為例》 中文關鍵詞:生命商品化、銷售政略、人壽保險、生命風險 摘要:本研究乃是以戰後人身保險業為例，探討生命商品化的社會基礎與運作機制。所謂生命商品化指涉的是將各種生命風險轉化成可供買賣的商品形式而置放於市場交易機制中。我試圖從台灣人身保險業的歷史發展脈動、制度內涵以及其具體運作機制出發，繼而論述在台灣社會中人的生命為什麼會被商品化，以及如何被商品化的過程。 論文指出人身保險制度在台灣社會得以發展絕非歷史偶然，亦非單純立基於經濟因素飽和所生成的經濟制度，需關注社會脈絡是否提供經濟制度生成與限制其發展的條件。人身保險制度的發展趨勢主要受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因素所影響。人身保險制度的成型蘊含著生命風險商品的市場運作體系粲然大備，在制度的形構過程中，政府除提供運作的制度環境和制度化規則讓其邁向成熟運作外，更作為商品之「制度信任」基礎的重要背書。此外，推銷員扮演凝聚「人際信任」的重要媒介，毋寧提昇其社會接受度，更牽動「人情保」在台灣社會的盛行而構作出在地經濟文化的特殊風貌。 人身保險乃是一種蘊含風險保障美意與風險計算機制的經濟活動，其將人神聖的生命與未來不確定的各種生命風險轉化為可被推銷與買賣的商品形式。該項商品的特殊性在於無形、虛構、交易時間軸線長且其交易兌現乃是指向不確定的未來，更直接衝擊社會大眾對於死亡的想像與價值觀。我提出「銷售政略」作為理解生命商品化運作機制的重要觀察環節，壽險公司與推銷員一方面透過避諱策略轉化商品的意象，另一方面則透過展示未來風險作為購買防範的確證。因而保戶對生命風險的概念形構毋寧是一種對於不確定未來的虛幻想像。 我針對壽險公司、推銷員與保戶三者間的互動關係，建構出理解生命商品化運作機制的三個觀察切面。此三者乃是制度發展的重要擔綱者，其對生命風險均具備不同的想像，且亦具有理性計算的考量。在第一個觀察切面「生命商品化市場的銷售勞動體制」中，壽險公司透過教育訓練機制馴化推銷員的心態，採用特殊的銷售勞動體制構作推銷員志願性順服的意識型態，透過薪資制度與業績競賽讓其志願主動的參與，且得以把高銷售難度的生命風險商品推介給社會大眾，提昇商品化極大化的程度。在第二個觀察切面「壽險公司與保戶的金錢競逐」中，壽險公司針對不同生命風險進行商品設計包裝和概念建構，藉由展現不同生命階段的風險，塑造出準保戶對於商品的需求。再者，相同的身體部位在理賠制度的計算邏輯中被定義為不同價格的給付單位，重構而轉譯了人的生命價值。在第三個觀察切面「投保與納保的社交技藝」中，推銷員採取三種接觸機制，針對每一條生產線實踐銷售政略，援用金錢與死亡二者間的避諱話術與風險展演，讓生命和身體部位的傷殘為理賠金所定價與重構。 直言之，生命商品化並非是靜態的命題，它是一種具備動態過程和社會建構特色的經濟行動。在三種制度擔綱者的行動策略中，生命商品化的概念不斷地被建構與修正，其所蘊含的並非是良善而不具衝突的概念範疇。正是在這三角互動的配合無間中，人身保險制度得以存續，生命商品化得以持續建構。

碩士論文《生技醫藥產業在台灣的發展型態》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Biotechnology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Taiwan 中文關鍵詞:生技醫藥產業、國家創新體系、區域創新體系、技術體系、產業創新/學習體系、生技醫藥品產業、生技服務業產業、製藥產業 摘要:本研究以產業創新/學習體系的理論觀點，試圖回答：生技醫藥產業組織在台灣的發展型態。產業創新/學習體系乃是粹取國家創新體系，區域創新體系統與技術創新體系理論的核心概念，加上來自陳東升(2001)與Breschi and Malerba（1997）總結後提出的分析架構，強調觀察產業發展型態必須以產業為主體分析高科技產業，並納入整體產業環境的考量：包括產業自身內部獨特的結構型態分類，以及產業鑲嵌其中的整體產業環境:產業技術環境(技術累積層次與技術相互依存性、技術生命週期、技術機會與內部技術系統依存性)、制度環境(產業法規與產業政策)特性的影響。但更重要的，作為一能動性的主體，後進國家的產業組織雖鑲嵌於全球/在地的整體產業環境中，但仍會善用組織策略一方面進行對內進行合適組織內部制度設計以利於產業的創新與學習，另一方面則會善用所關聯的產業組織網絡進行策略聯盟，以獲取產業發展所需的關鍵資源。最後，產業的具體發展成果將以產品的營運模式與市場規劃產出。本研究以創新/學習體系解釋本文所想探討的：生技醫藥產業組織在台灣的發展型態。 本研究採取經濟部工業局廖怡蘭博士（2001）的分類，將生物技術產業第二項目的生技醫藥品、第七項目的生技服務業與第一項目的製藥業當作本文所欲處理的生技醫藥產業內部的產業分類，以此討論產業內部各分類所面臨的技術與制度環境，而各分類中的生技產業組織因而形成不同的發展型態。這三個產業內部分類:生技醫藥品、生技服務業與製藥業同時也配合著新藥開發由上游的藥物研發、中游的臨床試驗到下游的製藥流程，具有實質藥物開發過程的上、中、下游基礎。 生技醫藥產業內部分類一的生技醫藥品組織其面對新藥開發過程艱鉅漫長、加以全球的研發環境競爭，在後進國家台灣的生技醫藥品組織唯有掌握因為藥物開發技術典範移轉所釋放出的技術機會，並與台灣內部技術系統能力結合才有發展可能性。台灣技術環境上的優勢包括具有長久發展基礎的中草藥以及資訊業與製造業基礎的生物晶片，制度環境上則是受到「行政院加強生物技術推動方案」包括推動投資、提供生技產業租稅融資協助、加強醫藥生技基礎與應用研究、技術移轉與商業化等實施要項的獎勵。在全球與在地的技術與制度環境下，生技醫藥品組織在台灣可被歸納成四種發展型態：類型一的賽亞基因與太景生技乃是屬於先進技術的移轉，在地資源運用的研發與創新。其擁有豐富國內外強弱聯繫的基礎，與國外廠商策略聯盟掌握先進生物關鍵技術，並利用台灣內部技術系統的整合能力從事技術學習轉化後的創新，再加上擁有的豐富網絡資源能夠以技術授權方式營運。類型二的微晶生技與晶宇生技乃屬於自行研發技術的公司，其掌握台灣優勢所釋放出的技術機會包括生物晶片與中草藥利基，整合台灣內部的技術能力與台灣的學術與研究單位進行策略聯盟，結合台灣在地資源從事技術創新。類型三的懷特新藥公司乃是與國外已開發新藥進入臨床試驗的公司合作，從國外技術移轉風險較低，成功機率較高的新藥標的，透過共同分擔臨床試驗費用，取得亞洲市場的行銷權，利用台灣高素質與高密度的國家單位或醫療體系進行臨床試驗以成功開發新藥。類型四聯亞生技與健亞生技乃屬於全方位策略發展的公司。這類型的公司深知新藥開發歷程中所需承受的壓力與風險，因而在經營模式上採取多方面業務擴展，同時利用台灣優勢，在內部先建立利於新藥開發流程的機制，並購買藥廠進行代工以增加收入平衡支出。同時積極爭取行銷夥伴的策略聯盟，整體呈現全方位策略：研發、製造與行銷多管齊下。 分類二的生技服務業(CRO)產業組織掌握的是新藥開發的流程，製藥廠或生技公司對於規範嚴謹的生技法規以及繁複的臨床試驗過程之委外服務需求，以專業與效率以及跨越國際的執行試驗能力為產業利基。CRO組織在台灣的技術環境上掌握的是因為亞太市場的崛起所釋放出的技術機會，以及包括臨床試驗服務、BA/BE試驗、SMO經營等臨床試驗專業分工下的產業利基，在制度環境受到「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將健全法規體系、查驗體系與臨床試驗環境，推動實施各項優良規範標準當作生技醫藥產業發展的首要工作的鼓勵。CRO生技組織在台灣發展的型態可分為三種類型：類型一的國際精鼎領導者本身具有國際藥廠的豐富臨床試驗經驗，利用台灣相對成熟的醫療法規體系與高密度的醫療素質設立據點，並積極進行國際佈局，與各國的CRO進行策略聯盟。類型二的明生生物科技由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BA/BE）臨床試驗的法規需求起家，在全民健保制度的配套措施下蓬勃發展，但慢慢轉入生物科技的水產養殖領域以及醫療影響管理系統。類型三佳生生物科技公司也是起於BA/BE業務，但現今則努力掌握CRO所釋出的技術機會，在CRO的專業上努力提昇技術設備以達到國際規範的標準，致力與國際接軌。 而分類三的製藥產業在台灣，一是神隆所代表的原料藥廠，其面對的是掌握全球技術環境在原料藥市場所釋放出的技術機會，制度環境則是智慧財產權的嚴謹規範。因而其發展型態利用過去台灣製造業發展成功的模式，結合台灣製程創新與中國低廉原料進入全球原料藥市場，擁有成本低廉的價格競爭優勢。另一是國資藥廠，其受到台灣技術環境與制度環境的高度規範。在制度環境上健保的核價政策使藥廠致力開發新的BE學名藥，因為其品質保證與價格優勢能協助藥廠進行醫院通路的開發，然而在技術環境上，雖然這些公司都有能力在專利過期前開發新藥，但學名藥技術層次低容易變成惡性殺價競爭。這也是為何藥廠為了突破技術與制度上發展的困境，永信選擇進行國際化設廠擴大市場的經營規模，往台灣較有可能進入的中國與東南亞設廠；生達投資生展與怡發生技公司，在藥廠多年的研發技術與台灣優勢下努力結合生物技術與製藥發展；東洋則努力提昇學名藥的附加價值，發展技術層次較高的微脂體與緩釋劑型技術，並在臨床試驗後以新藥上市，形成了不同的藥廠發展型態。

碩士論文《台灣淺碟式產業發展成因之探討-以光碟片產業為例》 關鍵詞:製程創新、國家創新、後進國家、產品創新、雁行理論、光儲存、光碟機、中小企業、光碟片、管制型國家 CD、DVD 摘要:台灣的光碟片產業從1990年代開始發展，到了2004的今天，光碟機、光碟片的產能都是世界第一，但是智慧財產權、規格制定權還是掌握在先進國家的大廠手裡。光碟片必須支付很高的權利金給制定規格的國際大廠，光碟機也類似。新規格制定也仍然是由歐商、日商帶領。在日本、歐洲以國際大廠為主導的光儲存產業型態，到了台灣卻是以中小企業為主。 光碟片產業發展初期，工研院投注頗大的心力在技術發展上，因為資金與技術的門檻不高，很多廠商競相投入，向工研院尋求技術轉移或其他資源。台灣廠商藉由中小企業彈性生產優勢，以及土地、勞動力等成本優勢，用價格戰將歐日大廠趕出市場。持續殺價競爭後，廠商仍想用價格戰將其他台灣廠商趕出市場，卻沒有成功，利潤率不停下降，廠商無法累積足夠的資本進行研發與自有品牌的投資，最後只能幫國際大廠代工。工研院想做技術深化的工作，但因為本身的組織型態，使得研發資源難以整合。中小企業的生產型態在產業發展初期讓廠商在產量上快速擴張，但到了後期，中小企業的競爭模式也讓廠商無法持續創新，仍然處於依賴的困境。

碩士論文《流浪到淡水！捷運移動經驗與淡水空間的觀光化》 關鍵詞:淡水、捷運、觀光、流動空間、空間、地方空間 Damshui、MRT、tourism、space of flow、space、space of place 摘要:本研究的核心提問是：淡水為何在捷運通車後迅速觀光化？第一大部份先透過文本分析的方式，靜態地比較捷運前和捷運後的淡水空間元素，透過實體空間元素、抽象空間文化內涵以及空間意義的轉變，來突顯淡水空間急速觀光化的實然面貌，從而勾勒出本研究欲探討的經驗對象。 第二大部分透過經驗分析，分別從三種不同的角度來回答核心提問：第一個角度是，台北捷運究竟透過哪些機制，促成淡水空間急速觀光化？在此援引流動空間的概念，透過經驗現象的考察，描述捷運空間文化形式如何隨著捷運路網遍布沿線空間，接著則回到淡水的例子，探討各公部門行動者如何成為捷運空間文化擴散的代理機制，一齊參與淡水空間轉變的過程。 第二個角度探討捷運觀光客如何參與╱促成淡水急速觀光化的過程？論述的焦點放在移動的捷運乘客╱觀光客的身上，先探討進入捷運空間的「捷運族」如何在捷運空間的規訓下，逐漸成為內化捷運空間文化的守法好乘客，接著再探討這樣的「捷運族」如何經歷「搭捷運」的旅程，真正造訪淡水之後，是以什麼方式凝視淡水，淡水在地行動者如何回應這群龐大消費者，這些過程又是如何加速了淡水的觀光化步程。 第三個角度在於淡水在地行動者如何回應捷運的觀光衝擊，透過外部結構情境與行動者生命經驗的辯證角度，來詮釋在地行動者在不同階段的回應課題與策略，和前兩段不同的是，在地行動者的回應歷程早在捷運動工時就展開了，因此將依「前捷運階段」和「後捷運階段」兩階段，來論述在地行動者如何回應並參與淡水的急速觀光化過程。 因此，捷運空間的流動性透過公部門機制轉變淡水、捷運族透過觀光實踐造訪淡水、淡水在地行動者積極起而回應衝擊，以及三部分原因彼此的交互關連，促成了捷運後淡水空間的急速觀光化。

碩士論文《攤販與街道：非正式經濟的空間與日常生活關係--以台北市為例》 The Vendor and The Street : Analyzing the Relation of Space and Everyday Life of Street Vendors in Taipei City. 關鍵詞:攤販、街道、社會空間、空間的生產、非正式經濟 vendors、street、social space、production of space、informal economy 摘要:本論文試圖從有別於一般攤販研究的觀點，來理解都市攤販們的日常生活關係。攤販的活動除了是一種追求獲利的經濟活動之外，更是一種對城市空間不斷改造與挪移的動態過程。本文則希望指出，攤販的經濟活動所賴以維生的基礎，除了經濟性的低廉消費與廉價必需品，同時更重要的是其維生的空間性基礎。建構攤販們的生存與活動基礎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日常的活動當中，在自身所處的空間脈絡當中，創造出能為攤販所用、被允許的活動空間，並且與周遭的行動者共構出微觀的平衡關係。本論文以Lefebvre的空間生產觀點，來理解攤販們的日常活動與空間生產過程，進一步強調這些日常動作與策略的運用，如何穩固了攤販們在街道上的地位，也平衡了攤販們處在國家與私人店家之間的緊張關係。街道上的攤販，做為一種動態而具有活力的日常活動，因此揭露城市空間更開放與動態的一面。

碩士論文《都市開發過程的民眾參與-內湖審議民主與都市社會運動參與經驗之比較》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Development Processes—a Comparis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Urban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s in Neihu 關鍵詞:都市社會運動、都市開發、審議式民主、民眾參與、民主化 urban social movement、urban development、deliberative democracy、public participation、democratization 摘要:台灣民眾參與的風氣在1980年代威權轉型之後逐漸興盛，除了發展日益完整的都市社會運動，其他的民眾參與都市規劃的機制亦逐漸多樣化，如參與式規劃逐漸普及，以及以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為理念推動的「公民共識會議」，皆是在規劃決策過程中接納民眾意見的特別的參與形式。本文以內湖社大所舉辦的「內湖庄役場及其會議室週邊開發公民共識會議」為例，探問審議民主與都市社會運動兩者之間，民眾參與的過程與意義究竟有何不同？進一步分析兩者的深化民主進程、發展公共參與面向上的差異，並回應都市做為民眾參與實踐的空間場域所具備的意義與特殊性。 於是，透過內湖都市社會運動以及審議民主參與經驗的比較，本文發現，社會運動與審議式民主並非全然互斥，反而有成功串連的可能性。審議式民主相較於都市社會運動的發生，對於公民社會、公共領域的形成困境，有不同的作用與影響，特別是審議式民主的特質與深化台灣民主社會之間的關係。都市公共政策與公民審議則是突顯目前制度上的思考課題，雖然有助於以都市為發展的場域將審議式民主公民參與經驗擴散到其它區域，但目前地方層級的審議式民主操作過程仍有面臨許多運作上的問題等待解決，關注審議式民主所具備的理想層面的同時，也需要注意到現實運作所遭遇的困境，並且正視未來發展時社會條件上的限制與質疑。

碩士論文《思想、政治、權力：台灣知識分子的象徵鬥爭》 關鍵詞: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社會學,象徵結構,政治思想,民主思想,意識型態,象徵鬥爭,台灣政治思想（史）,知識分子角色,結構/行動 intellectuals,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symbolic structure,political thoughts, democratic thoughts,ideology,symbolic struggles,history of Taiwan political thoughts,roles of intellectuals,structure/agency 摘要:本文企圖理解知識分子的行動如何可能。理論層次上，本文主要關心知識分子行動得以可能的社會條件；經驗層次上，本文試圖解釋二○○六年台灣總統面臨政治危機期間，為什麼部分知識分子得以可能發動了一場關於台灣民主問題的大辯論。 首先，多數的本土文獻對於知識分子的行動視為理所當然。在詮釋知識分子的角色的同時，賦予知識分子過於道德化的預設，陷入了循環論證的陷阱。於是我提出一種去道德化的知識分子定義。再者，社會學家Bourdieu雖然提出了一套相當精闢的知識分子行動解釋，不過他忽略了知識分子的主觀認知，使其沒有看到知識分子言說行動與意識型態上的細微差異。因此，我提出「象徵結構」的概念，並援引「象徵鬥爭」的理論，來補充（而非修正）解釋知識分子行動理論的。 台灣從八○年代至二○○六年，形成了三種民主思想，分別為「民主—國家論」、「民主—社會論」、「民主—人民論」。這三種民主思想交織而成一種匿名的意識型態結構，亦稱做象徵結構。這個象徵結構的形成，與台灣具體的政體轉型與社會過程的歷史密不可分。而在二○○六年，陳水扁總統面臨了有史以來最險峻的政治危機，知識分子將這個現狀解讀詮釋為台灣的「民主問題」，並隨之展開了一場象徵鬥爭。知識分子分別根據不同的理念與目的，援引不同的論述而進行爭辯：捍衛本土政權者，以「民主—國家論」作為論述的依據；批評民進黨執政者，以「民主—社會論」作為批判的基礎；支持群眾運動者，以「民主—人民論」作為培力的憑藉。三組論述各被不同的知識分子所援用，而知識分子的象徵鬥爭是在這三組思想所組成的象徵結構為基礎上，才得以可能進行。象徵資本與象徵權力的獲得，是知識分子象徵鬥爭之後的報償。而這場象徵鬥爭不但是被結構的，也是結構化的。知識分子的鬥爭也使得既有的象徵結構「再結構化」。總而言之，二○○六年知識分子介入政治的行動，無非是一場象徵鬥爭，也是一次思想、政治與權力。

碩士論文《台灣現代殯葬市場的浮現：企業與傳統葬儀社的制度鬥爭》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Funeral Services Market in Taiwan：The institutional struggles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traditional sole proprietorship 關鍵詞:殯葬業,禮儀公司,葬儀社,新制度論,市場,政治─文化取徑,專業化,商品化 funeral service,enterprise,sole proprietorship,new institutionalism,market,political-cultural approach,professionalization,commodification 摘要:過去，葬儀社在台灣的社會形象相當低落，民國80年代，陸續有幾家以現代化企業自我定位的大型禮儀公司進入殯葬業，並意圖造成傳統葬儀社的去正當化。本文希望回歸葬儀社的歷史變化，並藉由新制度論對正當性與制度化的討論，以及Fligstein承接新制度論的政治─文化取徑，來看企業與傳統葬儀社之間的制度鬥爭如何影響殯葬市場的形成。 喪禮很早就經歷商品化的過程，形成分工複雜的殯葬業，因此喪家必須依賴熟悉殯葬業的中介者統籌買辦。中介者以地域團體中的政治頭人、湊腳手（台語）為主，至遲在民國50年代開始出現職業化的葬儀社。在地域團體中，喪家與中介者之間的交易關係與日常的社會關係疊合，交易規則也受共享的文化支配，這種情況下的殯葬交易是一種地方性的經濟交易，藉由慣習化約殯葬交易的不確定性。隨著地域團體的鬆動，喪家轉向市場購買營利第三人的服務，卻面臨不確定性增加的問題，也就是資訊不對稱與權力不對稱的問題。 民國80年代，企業型禮儀公司陸續進入這個行業，構作一個以全台灣為範圍的殯葬市場，並且希望透過市場的制度化，提升殯葬業的正當性。儘管在轉型的過程中，企業掌握制度的主導權，但是從2008年的統計數據來看，小型業者的比例仍高達80到90%，在企業進入前成立的小型業者也將近25%，因此有必要從雙方的互動來分析殯葬市場浮現的過程，以及對於市場地位的競爭。 企業突顯不確定性的問題，發展制度化計畫：以現代化的生命禮儀服務業為控制概念，架構交易規則與財產權，並且發展出生前契約與承包醫院太平間兩種新的市場競爭策略。國家在民國91年通過殯葬管理條例，影響了殯葬市場的治理結構，認可所謂現代化的殯葬禮儀服務業為理想型的殯葬業者。傳統葬儀社則以人際網絡為主要客源，以先在的信任關係、在長年實作中累積的知識與經驗化解喪家面臨的不確定性。使得殯葬市場對應不確定性的問題，形成制度與人際網絡並行的雙軌市場。 喪禮原本是常民面對死亡的一套地方知識，伴隨著以服務業為核心的制度化計畫，企業創造出禮儀師這樣的專業。企業將知識體系化，轉變為禮儀師的專業知識，並透過各種策略生產禮儀師的新專業形象。這個過程得到大學的支持。 但是，地方知識及其詮釋權不可壟斷的特性，給予傳統小型業者挑戰企業的空間。企業重新建構喪禮的意義，以商品的論述作為市場鬥爭的工具，和傳統葬儀社做出區別：弱化宗教信仰的成分，以現代消費社會能夠引起共鳴的方式重構喪禮。並透過禮儀師的業績制與婉釋工夫，實現自利動機。本文透過回歸行動者的實作，來描繪殯葬交易如何從地方經濟，轉變為以服務業為架構的現代市場交易。

碩士論文《重返西門町—青少年與男同志再現空間的政治經濟分析（1994-2010）》 Access to Ximenting: toward Representaional Spaces of Teenagers and Gay Men (1994-2010) 關鍵詞:西門町、青少年空間、男同志空間、再現空間、公共空間、同志運動 Ximenting、space of teenagers、gay space、representational space、public space、gay movement 摘要:本文嘗試解釋1990年代晚期以降，台北市舊市中心西門町的公共空間重塑過程的特殊現象—青少年與男同志地景的異軍突起。本文認為台北市1990年代晚期以後的文化政治結構變遷，是在地產經濟之外解釋西門町公共空間變遷的重要動力。因此本文從經濟資本、政治與文化主體三個角度切入觀看西門町1994-2010年的公共空間轉化。Henri Lefebvre的「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概念是本文理論視角的起點，並且從美國晚近都市更新理論中，借用Sharon Zukin與Don Mitchell由Lefebvre的理論基礎所延伸對行動者的分類以及對公共空間的重新概念化，提出一個適合討論當代公共空間的分析架構。本文也採取Mitchell指出從邊緣群體佔用公共空間的政治可能性的角度，做為檢驗公共空間的公共性的判準。 本文對照青少年與男同志兩種邊緣群體各自面臨的政治經濟條件、組織策略以及在西門町公共空間重塑過程的歷史軌跡。本文除了從青少年徒步區的例子剖析當代後威權台北市公共空間迪士尼化的發展脈絡，也從男同志重返紅樓的過程提供一條邊緣群體爭取在公共空間自我再現、發聲的可能路徑。

碩士論文《從奢華時尚到多元混搭：台北東區的消費空間與空間象徵》 From “Luxury Fashion”to “mix and match”:The Consumption Space and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Eastern District in Taipei City 關鍵詞:台北東區、消費空間、消費文化、文化經濟、路徑依賴 Consumption space、cultural economy、path dependence 摘要:本文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結合路徑依賴的概念，探討今日的台北東區如何並置了異質的消費模式與多元的風格，並生產出特定的空間象徵意涵。本文將東區商圈的發展放回時間軸檢視，勾勒在不同階段中不同的行動所扮演的角色：在東區從地方型商圈轉變為全市型休閒娛樂殿堂的過程中，形塑消費空間的行動者從政府、房地產商到私人資本手中；在「高級」與「時尚」的空間象徵上，一開始政府、房地產商所奠定的「高級」形象，後來被各式大小商業活動延續，「時尚」的象徵意涵則是透過當時鄰近的壟斷電視媒體所連結，所產生的非預期後果。90年代時東區的發展遇到危機卻沒有因此沒落，奠基於之前的空間能量，「高級」、「時尚」等空間象徵不只被延續、強化，也被豐富化，使得今日的東區聚集了最寬廣的價位，以及強調態度、故事、風格、設計的多元服飾文化。

碩士論文《台灣公民新聞崛起對公共政策之衝擊--從樂生、大埔到反國光石化事件之比較分析》 The Impact of Citizen Journalism''s Rise in Taiwan on Public Policies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oSheng Santorium Conservation Movement, Dapu Farmland Issue, and Anti-KuoKuang Petrochemical Project Event 關鍵詞:公民新聞、公民記者、公民媒體、公共新聞、公共政策、審議民主、參與式民主 Citizen journalism、Citizen correspondents、Citizen media、Public journalism、Public policy、Deliberative democracy、Participatory Democracy 摘要:本研究試圖從樂生、苗栗大埔及反國光石化事件等三項社會運動過程中，探討因網路發展而產生的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崛起現象，如何在前述社會運動中，發揮輿論影響力，並進而扭轉或影響公共政策過程中的關鍵因素。 台灣政治雖然經歷所謂寧靜革命，並完成多項民主成就，如總統直選及二次政黨輪替等，但從公民作主的角度，則發現政治決策過程並不因民主的進展而能夠真正吸納人民的意見和聲音。其中主要因為代議民主孳生之弊病，加上媒體受到政治經濟力量以及網路興起的影響，日漸喪失原先被賦與和期待的第四權角色，以致公民往往成為精英和官僚決策下的棋子或祭品，卻無救濟之道。 近來台灣公民新聞日益蓬勃發展，尤其公民新聞和公共審議精神的宗旨若合符節，並且在與社運團體合作的過程中，實踐了參與式民主的精神。公民新聞在三個事件中的扮演的角色為何？公民如何能夠透過新媒體，對公共政策表達意見，甚而影響決策過程，乃本研究最主要的宗旨。 本研究將先對公民新聞的定義和發展，民主理論和公共政策分析的演進，進行文獻分析。然後針對個案，就個別事件中公民記者、社運工作者和在地行動者的深度訪談，歸納和探討成功或失敗的原因，並進一步比較公民新聞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公共政策所受到的衝擊和影響。 在結論中，將透過訪談心得與民主理論的對話中，探討公民新聞帶來公民解放、媒體解構以及民主進程的種種發展和衝擊。

碩士論文《另一種「經濟」與「市場」的社會學式經濟研究取徑──Karl Polanyi的「實質經濟研究取徑」》 A Sociological Economy Research Approach of “Economy” and “Market”: Karl Polanyi’s “Substantive Economy Research Approach” 關鍵詞:Karl Polanyi、實質經濟研究取徑、自律市場、鑲嵌、嵌入性、新經濟社會學、新古典經濟學 Karl Polanyi、substantive economy research approach、self-regulated market、embeddedness、embedded-in-ness、new economic sociology、neoclassical economics 摘要:本研究根本的研究目的，是試圖透過整理、推展Karl Polanyi在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 (1957)一書中所提出的「實質經濟研究取徑」，來進一步確立出一個，能夠解決新經濟社會學中諸種「經濟」概念化問題的「經濟基本概念」社會學式概念化方案，以及對應於此概念化方案的「經濟研究綱領」。 本文的主要內容分為四章。首先，第一章討論當前社會學中的主流經濟研究取徑──新經濟社會學，其究竟在「經濟」概念化上存在著什麼樣的問題；而對「實質經濟研究取徑」的整理與推展，又可望能夠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第二章則著手整理Karl Polanyi自身對「實質經濟研究取徑」所提出的考察，並對其提出簡單的檢討與評價。在第三章中，我則正式將Karl Polanyi的「實質經濟研究取徑」應用於對現代經濟的考察上，並藉此進一步推演出一個能夠描述與解釋現代「貨幣－物品」交換經濟中，整體社會層次與長時段上的總體經濟運作樣態與成效的「自律市場」模型。最後，在第四章中，我則將把第三章所提出的「實質經濟研究取徑下的自律市場模型」，與新古典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進行對照比較，以便進一步闡明「實質經濟研究取徑下的自律市場模型」的獨特性，以及其在經濟研究中的恰當運用方法。其中，在與新經濟社會學相比較的部份，我將從「檢討新經濟社會學對Karl Polanyi理論的評價方式」的問題來切入。第五章則是一個簡單的結論。 總結來說，我之所以認為「實質經濟研究取徑」將能夠比新經濟社會學（以及新古典經濟學），更恰當的把握現代社會經濟互動體系的特徵，是因為其能夠正確的指出：事實上，我們並無法從「經濟關係鑲嵌於非經濟社會關係之中」這個毋寧是正確的前提，來推衍出「經濟活動嵌入於非經濟社會關係之中」的結論。反之，被非經濟社會關係所「支持」或「構成」的經濟關係，將可能會透過一套與非經濟社會關係不同的規定與限制，來形塑出嵌入於其中的總體經濟互動樣態。更直接的說，這也就是說現代社會的經濟互動體系，應該被看作是一種主要嵌入「自律市場社會關係」與「價格自決市場社會關係」等兩種經濟性社會關係中的「自律市場」經濟。

碩士論文《學著做玩家：線上遊戲框架中的社會秩序──以魔獸世界與英雄聯盟為例》 Becoming a Player: How Collaboration (Re-)creates Social Order in Online Games 關鍵詞:框架分析、合作、規則、線上遊戲、性別、策略、社會規範 frame analysis、cooperation、rule、online game、gender、strategy、social norm 摘要:在台灣，線上遊戲成為許多人的主要休閒活動，在遊戲規則的指引下，玩家與他人共同組隊，完成遊戲任務。雖然團隊合作是線上遊戲中的主要活動，然而國內以此為主題的研究卻相對稀少。本文從遊戲規則出發，分析遊戲中的團隊合作如何在兩種不同類型的遊戲中，塑造遊戲中的秩序，並再製了社會規範。 遊戲規則是玩家互動的土壤，其構成了基本的遊戲框架。在以數量化為特徵的遊戲規則所創生出來的遊戲空間裡，玩家被預設為理性計算的個體，「成本」與「利益」的考量成為互動的核心，玩家發展出不同的互動策略，遊戲規則所創造的框架也展現了它們實質上一為功績主義式的階序系統，一為多元成就系統的特質。 然而，玩家的實作展現了比上述遊戲規則所塑造出來的合作框架更為繁複的行為與意義創造。藉由遊戲公司和玩家、玩家和玩家間的互動，產生了社群共同認可的合作策略，並被玩家學習運用，原本位於遊戲之外的社會規範由此滲進了遊戲空間。 合作策略的差異，造成了以下後果：(1)性別的職業分化。在英雄聯盟裡，女性玩家更容易落入從事類家務勞動的職業位置，面臨依附或獨立的多重困境。(2)遊戲方式的單一化。在遊戲規則的共同作用下，「休閒玩家」成為魔獸世界中可被接受的社會類屬。相反地，積分規則擠壓了英雄聯盟中「休閒玩家」的存在空間，也導向了遊戲方式的單一化。 在此同時，遊戲外的社會規範也透過合作策略轉換到遊戲內：(1)遊戲中的德行論述，合理化了遊戲中玩家的互動關係。 (2)遊戲外的人際關係，展現出替代遊戲內位階的可能性 (3)「男追女」的互動劇碼，藉由遊戲社群的「普遍樣板」效應，成為玩家對於遊戲中事件理解方式之一。(4)現實社會的經濟地位藉由金錢介入了遊戲的價值系統，也形成了遊戲中「玩」之純粹性的可能危機。 透過玩家間的團隊合作，遊戲不僅僅是讓人們休養生息以便再度投入生產活動的娛樂（recreation），更是玩家再製（re-create）一套社會秩序的空間。 In Taiwan, online games ar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leisure activities. Guided by the rules of the game, players team up to complete tasks. Although team collaboration is the one of the main activities in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games(MMOG), in Taiwan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game studies focused on collaboration itself. Starting from the rules of the games, I analyzed how collaboration in two different games - World of Warcraft (WoW) and League of Legends (LoL) - creates social order and re-create social norms in games. The games'' rules provide a basic framework for interactions among players. Rules are characteristic of high quantifiability. When players are considered as rational people in the economic sense, calculating costs and benefits becomes the core of interaction. Players have developed various strategies within the frameworks, one of which is a merit-based hierarchical system(LoL), and another which is a multi-disciplined achievement system(WoW). However, the practices and meaning-makings of the players are complex and go well beyond the rational calculating framework. Game companies and players have interacted to produce a set of collaborative strategies that are accepted by the community, which players have learned and applied in online games. In this way, social norm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game spaces. In these two games,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collaboration strategies. The differences of collaboration have led to the following outcomes: (1) Gendered occupational differentiation. In LoL, female players tend to stay in domestic labor-like positions, facing an independent double dilemma. (2) Monotonous way of play. Collaborative strategies acceptable to the online community and the rules of the games provided leisure players opportunities to play as they were. On the contrary, in LoL, the rules of game and collaboration strategies have forced leisure players to adjust their gaming styles to one monotonous way of play. Meanwhile, social norms have been transferred into games in different ways. (1) The discourse of virtue has justified the power-relations between players. (2) Friendships in real life have expressed their potential to level the positions of players. (3) General tokens in online games communities have brought the interaction repertoire “Boys chasing Girls” as a way to interpret events in online games. (4) In-game monetary systems have intersected with the monetary system in the real world, which might twist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play. Through collaboration, MMOG are not only a form of recreation, but also a space where players re-create social orders.

碩士論文《商議空間：「促進民間參與」的地上權開發》 Bargaining Space: Superficies Development under “Promotion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關鍵詞:場域、BOT、地上權、鬆散勾連、距離感連帶 field、BOT、superficies、loose-coupling、arm’s-length embeddedness 摘要:本文探討BOT與地上權標售這兩個廣義「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概念下的地上權開發制度。我沿用組織與經濟社會學的觀點，以台北市主辦的案例為對象，將地上權開發視為一個以交易與延續的關係運作(relational work)為主軸的場域，藉由分析地上權商品的歷史與當代特質，以及場域中政府、廠商、民代與常民之間的組織形式、技術與互動腳本，來建構一幅空間政治上「政商關係」動態圖像。 研究發現，這幅圖像與既有資本積累或都市政權理論的預測不同，也與在地都市研究普遍發現的尋租結構有別。地上權開發制度源自後威權時期財政、發展與公共性三者構成的挑戰之下，傳統發展型國家擴大需求政策的延伸；其於台北市運作的特色，則是由高度自主且具專業認同的行政官僚與廠商形成了鬆散勾連(loosely coupled)的「距離感連帶」(arm’s-length embeddedness)，透過制度化的緩衝機制與契約所象徵的夥伴關係，有意無意間打造出一個尋租可能並不普遍、但政治上能有效排除異議的體制。在這套體制中，官僚與廠商對制度環境的釋義(sensemaking)及其資源動員的能力，是引致變革的重要基礎；相對地，由於常民被排除在距離感連帶之外，制度參與與資源動員的管道亦十分有限，所以很難挑戰既有的場域秩序。 I develop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BOT (Build, Operate, Transfer) and Superficies Auction, both of which a form of public l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Promotion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a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 policy in Taiwan. Applying insights from organizational theories and economic sociology, I view the institution of superficies development inaugurated by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s a field consists of transactions and relational works through which the actors, including the bureaucrats, consulting and construction companies, citizen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routinel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via certain organizational forms, techniques and scripts. A brief history and dynamics of the field is also provided. Findings are to the surprise of the theor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urban regime, nor do they support the rent seeking structure found in many other cities in Taiwa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uperficies development reflects the fiscal, developmental and legitimate needs of the post-authoritative KMT government since the late 1980s, through which a kind of loosely coupled “arm’s-length embeddedness” has emerged between the highly autonomous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d construction companies. Such embeddedness is characterized by both its solidarity symbolized by contrac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and its tension that can be effectively reduced by institutional buffers such as review committees. Therefore, order and systematic exclusion of citizens are made up, althoug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re by no means well coordinated to facilitate developmental projects and instead constantly mobilize their own resources trying to manipulate existing rules according to their sensemaking of the present agendas of the field.

碩士論文《多義的中正紀念堂？紀念空間的意義轉變》 The Diversity of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A Study in Meaning Transitions of the Memorial Space 關鍵詞:中正紀念堂、空間實作、日常實作、文化記憶、溝通記憶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spatial practice、everyday practice、cultural memory、communicative memory 摘要:中正紀念堂作為臺灣紀念蔣介石最大的紀念物，是國民黨政府傳遞官方文化記憶的重要物質媒介，原先設計完整的神聖空間，但如今也成為了一個國外旅客必訪的觀光景點，是國內最高級的藝術殿堂，亦是孕育社會運動的民主地景，有時更被視為一個台北市區的大公園，如此多且歧異的空間意義是如何添加進這個紀念威權領導人的紀念空間？本文以空間三元組協助分析，因而將注重行動者在空間實作、空間的再現以及再現的空間三個層次的影響：國家掌握空間的再現而控制中正紀念堂內的空間實作、打造神聖空間，而本文將分別討論政治邏輯、經濟邏輯與生活邏輯三種影響神聖空間的路徑，探討在紀念地景中開啟再現的空間的可能性。 在臺灣政治經濟結構快速變遷的背景下，多樣的活動早在政治鬥爭聚焦在中正紀念堂之前，便時常與神聖空間討價還價。本文以正當性、可見度區分中正紀念堂內多樣的活動，爬梳各活動之歷史，並以集體記憶理論協助分析空間實作如何產生「意義」，以文化記憶與溝通記憶的差異結合日常實作理論中戰略與戰術的使用，探討不同群體如何生產自身的空間記憶、如何與掌權的管理者協商出新的空間使用方式、又如何創造出新的空間意義，增添或挑戰中正紀念堂原本的紀念意涵。其中反對的政治邏輯雖然空間的使用正當性最低，但因直接挑戰掌權者的文化記憶而可見度較高，亦能透過與國家協商的事件產生出戲劇性的效果以改變空間；而經濟邏輯則在兩廳院的權限下以較全面的戰略改變著空間，削弱了中正紀念堂的空間神聖性，並使園區部分空間邁向商品化與私有化；生活邏輯雖無意反抗官方文化記憶，卻會在日常實作中不斷推移著空間的規範與邊界，推展空間的公共化，無權者以戰術方式緩慢的改變著空間以外，也同時積累溝通記憶與自身的正當性，而可提供各群體在衝突時協商或撰寫文化記憶的素材，進一步影響官方文化記憶。 不同於過往研究偏重政治鬥爭等符號層次的衝突，本文強調看似無權的民眾之日常實作的重要性，指出中正紀念堂的意義變得多元不僅是政治邏輯運作的產物，更依賴大量民眾透過日常實作以挪用空間，積累多樣、複雜且不受當權者控制的空間認識與溝通記憶，進而能生產與延續新意義、推展空間的公共化，提供了其他邏輯使用空間的機會，也是支持或反對新意義的重要力量，更因其多樣性而擁有開啟再現的空間的可能性。 As the largest memorial of the former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and a must to visit for foreign tourists,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中正紀念堂) has been a vital vehicle for the Kuomintang (KMT) to pass on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manifestation of grand art, a symbolic place for the social movements gestating Taiwan’s democracy during the 1980s, or simply a big park downtown. How have such different meanings been inscribed in a memorial hall that originally aimed to sanctify an authoritative leader? This research applies Henri Lefebvre’s triad of concepts: spatial practic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and representational space to analyze how the state exercises control over the landscape and how citizens react to such manipulation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living logics are all of concern. I contend that before high politics engaging in there had been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happening in the place. I classify them by legitimacy and visibility, and discuss how strategies and tactics in the theory of everyday practice are used by different groups of actors to endow the place with meanings that belong to cultural memory or communicative memory, a distinction made by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memory. During such a process the actors challenge, add to or negotiate with the meanings of the place that the state has tried to control, culminating in a complex of spatial practices. Among them the political logic that has been challenging the state is the least legitimate but the most visible and sensational, making it abler to change the existing meaning. The economic logic has rather successfully desacralized the hall, at the same time commodifying and privatizing it. The living logic has been changing the boundary of the “publicness” symbolized by the hall via daily practices that also deposit as communicative memory of the powerless, proving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them to apply tactics of everyday life to influence the authoritative culture memory. Unlike studies that focus on the symbolic conflicts manipulated by political groups, I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everyday practices of the seemingly powerless citizens. The variation of meanings of the memorial hall is not simply a product of the political logic, but a multitude of citizens using the place as they like it. The control of the state is never so ramified enough to regulate the meanings and memories the citizens endow with the place. Therefore, I point out a different route to spatial publicness that opens its future to everyone interested in the place.

碩士論文《芒果、盲目與忙碌：芒果生產與通路實作的社會過程分析－以玉井為例》 Mango, Blindness and Busyness: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rocess in the Practice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 of Mango－A Case Study of YuJing 關鍵詞:社會過程、轉譯、可信度、結構性交易、地位階序、利基、商品拜物教、同意 social process、translation、credibility、structured exchange、hierarchical status、niche、commodity fetishism、consent 摘要:高度勞動與市場盲目常做為臺灣小農被剝削的形象，需依賴政府資源提升競爭力，然而這背後是依靠著經濟人的預設，而非實際看見農民做為行動者的社會過程。本文討論的社會過程區分為技術知識、結構性交易與商品生產三個部份，以芒果果農做為中心行動者，將果農擺回到勞動現場，轉化在地社群與交易代理者這兩類行動者的影響，呈現於商品生產的勞動情境。本研究自2013年10月至2015年6月參與觀察玉井3個芒果專業農戶的生產現場，並透過理論抽樣深度訪談15位與通路制度或實作有關的單位和個人。本研究的概念框架：首先，利用脈絡性技術與雙向轉譯，分析科學社群與在地社群在知識生產的過程。接著，延用市場社會學的政治－文化取徑，分析果農和交易代理者所在的交易規範與互動邏輯，呈現結構性交易的過程。最後，藉由價值形成與價值增殖的過程，重新詮釋果農勞動中的技術知識與交易考量，並指向商品拜物教的效果。 研究發現：一、科學社群與在地社群皆進行知識生產工作，需依賴可信度的展演才能運作轉譯，但因科學社群和政府權力結盟，造成科學社群的敘事遮掩了在地社群的脈絡性技術。二、玉井果農與交易代理者的交易行為，在政府為獲取農業自由化的正當性，以品質訊息透明與否，介入交易規範改造，依現代/傳統的分類線，呈現出具有地位階序的通路結構和不斷調適的生產者利基。三、勞務規劃和經營策略做為果農組織商品生產的一體兩面，對應交易行為的經營策略，反應在生理調控、品種分配與作物搭配的組合，透過栽培技術與勞務分配的結合，展現成勞務規劃的錯開技能，構成商品生產的生產技術並且掩蓋勞動價值。四、玉井果農透過生產技術在不同通路的存活情況，將其肯認為個體競爭的成果，而非勞動本身，所以同意現行的制度運作，志願性服從剩餘分配的關係，無法在經濟面向產生團結的基礎。 In the perspective of homo economics, peasants in Taiwan are often considered as exploitation because of high labor intensity and their lack of insight in market dynamics, and therefore they rely on government resources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However, this perspective has masked the role of the peasants as actors in social process. In this study, the social process is distinguished into three parts－techno-knowledge, structured exchange, and commodity production. It brings peasants back to the scene of labor, and they transform influences of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transactional agents in a situation of labor.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three professional farmers of mango production in YuJing and in-depth interviews of 15 institutions and people that were related practices and regulation of market by theoretical sampling from October, 2013, to June, 2015. The following is a framework of concepts. First,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between science community and local community is analyzed by contextual technology and bilateral translation. Second, following political-cultural approach of sociology of market, the process of structured exchange by an analysis of regulation of exchange and considera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farmers and transactional agents is displayed. Finally,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transactional consideration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value and of valorization are reinterpreted for unfolding commodity fetishism. This study has four discoveries. First, with translation by different performance of credibility, both science community and local community have contributed to knowledge production, but the narrative of science community has veiled the contextual technology of local community because of a coupling between science community and the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Second, for legitimization of liber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the government modified the regulation of exchange by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of production quality, and built a classification of modern/tradition. Then, exchange between YuJing orchardists and transactional agents emerges a hierarchical status of market architecture and producer niches of continuously adjusting. Third, work planning and operation strategy that cannot be separated organize production of commodity. Operation strategy, situated in exchange scene, that assembles physiological control, varieties allocation, and crops disposition combines with work planning, staggering limited labor and promoting quality of labor, that practices a combination between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nd labor allocation. They constitute techniques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that mask the value of labor. Finally, by realization of production techniques in different market place, orchardists recognize an achievement of individual competition instead of labor per se so that they consent commodity institution and have voluntary servitude in exploitation, and they could not have economic solidarity in their livelihood experience.

碩士論文《當「我們」在一起：都市合作農耕之社會技術配置》 Living in Commom :Socio-technical Agencement of Urban Collaborative Farming 關鍵詞:都市農耕、公民農業、液態技術、社區經濟、社會技術配置 urban farming、civic agriculture、fluid techniques、community economy、socio-technical agencement 摘要:本文旨在說明都市合作農耕如何透過人與非人的裝配，促成公民參與社區經濟的結果。本文以行動者網絡理論作為方法上的取徑，追隨行動者的軌跡，勾勒出都市合作農耕從概念到實踐的形成過程。首先，都市合作農耕並不是一個具有固定形體、固定論述、固定操作方式的概念，它的「在」與「不在」必須在形象上、論述上以及實作上等層面被定義。其次，都市合作農耕概念的實踐是流動的，有賴異質行動者不斷地協商、結盟，來形成逐漸穩定的網絡，同時保有網絡的彈性邊界，並允許行動者持續加入或退出的行動者網絡，由此所形成的技術網絡，即為一去中心的配置系統。最後，強調流動技術、彈性網絡的都市合作農耕，使得消費者、生產者以及其他的非人行動者，在社區的範圍內彼此緊密連結。那麼，農園的生產功能不再是為了累積資本，而是以滿足需求為主；農園的剩餘也將更進一步地促成社區的公共財。在這樣的基礎上，社區經濟的雛形可見一斑。 This article aims to elaborate on how urban collaborative farming assembled by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and leads to citizenship and community economy. By the approach of actor-network theory, I follow the actors to draw the outline of evolution from an abstract concept to a concrete practice of urban collaborative farming. First, urban collaborative farming doesn’t have a fixed figure, discourse and the way of practice. Whether it is “there,” should be defined on multiple aspects. Secondly, urban collaborative farming is fluid. Thus, to realize the concept of urban collaborative farming, it’s important that heterogeneous actors keep negotiate, ally with one another, and form a gradually stabilized network. Also, network with flexible boundary allows actors to join in and drop out is of equal importance and makes sense to citizen participation. Lastly, with the emphasis on fluid techniques and flexible network, urban collaborative farming connects consumers, producers and other non-human actors together within the community. By this token, the function of urban collaborative farms is nothing but meet the needs, and the surplus would not be accumulated as personal capital but serve as public goods. This way, the prototype of community also appears.

碩士論文《兩種土地掠奪體制：台灣反迫遷運動的困境與策略》 Two Regimes of Land Dispossession: Ordeal and Strategies of Anti-Eviction Movement in Taiwan 中文關鍵詞:新自由主義、發展主義、徵收、都市更新、市地重劃、非正規住居 摘要:近年來的台灣，土地開發與清理引發大量的反迫遷抗爭，逐漸引起社會對相關議題的關注。然而，我們卻也長期缺乏一套可以解釋相關制度如何限制或促發抗爭的完整分析框架。本文援引Michael Levien的土地掠奪體制理論為分析框架，嘗試回答：當代台灣的反迫遷運動面臨甚麼樣的掠奪體制？掠奪體制下的反抗政治樣貌為何？ 本研究分析區段徵收、市地重劃、都市更新、一般徵收與非正規住居五種制度或政策後指出，戰後各制度或政策在彼此交互影響的變遷過程後，在1990年前後形成了兩種體制：發展主義土地掠奪體制與新自由主義土地掠奪體制。這兩種體制雖然在後續經濟目標上時常混同而難以區別，但我們可藉由取得土地時製造順服的手段（強制力、物質性補償與規範性說服三者之組合）及其不同的效果而予以指認、區別。 在新自由主義土地掠奪體制中，主要手段是拉攏受影響者成為開發主體的物質性補償；因此開發案的贊成與反對雙方角力，是反抗政治的主要樣貌；區域性的不動產市場，是該體制運作成立的重要因素。在發展主義土地掠奪體制中，規範性說服是壓制反抗的主要手段；反抗者不僅要對抗官方的論述，也要與公民社會中的霸權論述抗衡。在不同的反抗政治樣態下，也有相應不同的運動策略。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massive anti-eviction campaigns in Taiwan triggered by land development and clearance, which has gradually aroused the concern of the society on related issues. However, we still don’t have an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can explain how the related institutions constrain or evoke resistance. This article cites Michael Levien''s theory of “regimes of dispossession”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rying to answer: What kind of regime of dispossession does the contemporary Taiwan''s anti-eviction movement face? 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under the certain regime? This study analyzes five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zone expropriation, urban land consolidation, urban renewal, expropriation and clearance of informal settlements. I claim that after the mu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in post-war Taiwan, two regimes of land dispossession formed around 1990: developmentalist one and neoliberal one. Though the economic purposes of these two regimes are often mixed and difficult to be distinguished, we can still identify these two regimes by their means(constellation of coercion, material compensation and normative persuasion) of producing compliance and their different effects. In the neoliberal regime, the main mean is to draw the affected people to becoming subjects of land development by its material compensation; therefore, the opposing sides in a land-development case are the main feature of the contentious politics; the regional real estate marke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feasibility of the regime. In the developmentalist one, normative persuasion is the main mean of suppressing rebellion; the rebels must not only oppose the official discourse, but also compete with the hegemonic discourse in civil society. Under different situ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there are also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movement.

碩士論文《中介空間：台灣社會住宅的制度與權力分析》 Brokering Spaces: The Analysis on Institution and Power of Social Housing in Taiwan 關鍵詞:社會住宅、新制度論、都市政權、策略行動場域、中介行動 Social Housing、Neo-institutionalism、Urban Regime、Strategic Action Field、Brokerage 摘要:從分析制度與權力之間雙向的動態關係出發，本研究以社會住宅為案例，並且從以下三組的問題出發：首先，為什麼1990年代台灣的住宅危機後，政策最終會轉為創立了社會住宅制度？制度變遷的過程如何發生？如何形塑了當前的行動者關係？其次，2016年以後的制度推行過程中，有哪些行動者參與其中？合作與衝突如何展開？對制度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最後，不同都市之間的社會住宅制度有什麼差異？這些差異如何出現？對行動者的策略產生什麼影響？ 建立在制度論與都市政權理論的基礎上，我以策略行動場域進行修正，補足微觀層次的集體行動與鉅觀層次的國家與都市關聯，並且以包括政府檔案調閱等歷史文本、訪談與田野調查等方法為主進行研究。首先，隨著制度變遷時序的開展，住宅政策出現了長期的政策研擬與短期的危機因應的兩面性，形塑了後續行動者施展權力關係的依據。1990年代中後期的空屋率危機，推動政府進行長期政策研擬，同時消化餘屋成為重要的短期方案；政黨輪替後社會福利領域的專業者與政治菁英的結盟，在長期政策上首次產生社區居住、社會住宅與居住權的概念，雖然無法進一步落實為可行的短期方案，然而原本以輔助購屋為重的住宅補貼方案，逐漸轉向推動有條件限制的輔助租屋方案。二次政黨輪替後，2008年前後高房價的住宅危機，透過都市社會運動、社會福利運動與部分政治菁英的結盟，在選舉政治的機會下促使社會住宅不再只是長期政策，也成為實際推行的短期方案選項之一，並且在其後藉由不斷打擊輔助購屋的方案而取得穩固地位；倡議團體除了與政治菁英結盟、以及動員民間發起社會運動，更深化與官僚體系的合作，持續把握選舉政治的機會，最終從地方政府回到中央，使得社會住宅成為受到跨層級政府官僚認可的重大政策，與政策上進一步的修正。制度與權力在時序的開展下得以藉由長期與短期的制度安排而相互穿透，最終建立起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土地、資金等資源的長期分攤、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審議等模式，並且鄰里有產權者的反抗更成為受到認可的壓力與推動者安排策略的對象。 其次，2016年後，以地方政府層級為主對社會住宅制度推動的行動者關係做出分析，我歸納出空間政治權力與地方產權關聯的兩大關係，透過決定社會住宅空間形式的權力、以及社會住宅基地所在地方有產權者的影響能力，勾勒出政府部門、非政府部門（包括倡議團體、專家學者、建築師以及里長和議員等民意代表）以及市民部門（包括有無產權與是否具弱勢身分等差異）的分布狀態。跨部門之間有著多重的在位者－挑戰者關係，在空間政治權力上透過不同的合作關係影響集體行動的策略和能力，在短期快速推動的前提下，網絡鑲嵌關係為主的倡議團體與專家學者即便有著彈性合作的優勢，在與政府協作最深的情況下也要面對最多矛盾，加上契約關係為主的建築師只有有限的彈性合作能力，提供了以中心化權威關係為主的鄰里代表發揮有產權者影響力的機會，帶來顯性與隱性的影響並改變了社會住宅制度推動的方向，部分維護了有產權者的優勢，同時使得現階段的社會住宅對於弱勢身分越複雜、越難以進入一般租屋市場者的照顧效果有限。 最後，以都市為分析層次，我以2016年以後的時期為主要的橫斷面，比較台北市與桃園市在制度推動上的差異。在國家場域確保資源與整體規則的基礎下，提供都市場域自行決定地方層級的辦法、興辦計畫與溝通手段的機會，進而產生不同的目標，標榜不同的照顧對象，以及參與機制的安排等，配合個別都市的發展或再發展策略。由此，兩個都市產生各自的都市政權模式，台北市的多邊結盟形式，產生較為去中心化與鼓勵彈性合作的效果；桃園市則有著多組的雙邊結盟形式，以及較為中心化與鼓勵頭人快速決策的不同效果。台北市除了較長久的推動經驗外，在相對彈性的合作關係下還有著能讓多數行動者現身的公聽會，促使衝突能夠公開化、發展多樣的行動方式，以保守社會運動形式出現的反對者採取再造社區的策略，依循著公聽會場合的秩序提出相對能計算的訴求，在動員過程中訴諸社區與集體的回饋，在普遍的訴求中又有著社區性的差異；桃園市則以非公開的個別協商方式，促使政府與鄰里的政治頭人以人格化的方式，依其意志評估訴求合理程度以及裁示接納與否，也更難以訴諸集體和社區利益和產生反對力量的動員過程。台北與桃園兩個都市展現不同的權力生成過程，以及由都市到中央反饋的制度創新效果，台北市出現更多樣的行動、同時初步地將這些行動制度化與產生追求平衡的創新；桃園市則是讓反對者難以集結與匯聚其力量，讓制度推動的進度可以更加快速。 本研究結論認為在社會住宅制度成為重大政策的當前推動階段，倡議團體、專家學者、建築師與鄰里代表等中介者才是推進制度變革的主要動力，基於其既是在位者、又是挑戰者的權力關係節點，發展出多樣且機巧的各種中介行動實作來影響制度。中介者的能力受到行動者與其體系的兩層次影響，能夠發展包含正式與非正式的彈性合作關係，同時促成更為去中心化的體系運作方式，都將有助於中介行動與制度創新的出現，並且進一步影響原有制度的資源配置、促成新的行動者關係與實作策略，層疊而逐步地穿透制度並導致變遷的結果。 政策建議上，本研究因應現階段社會住宅已有初步興建成果後提出以下三點：首先，應釐清無論國家與個別都市場域中的住宅政策與社會住宅制度目標，例如將無涉或不符社會住宅的目標剔除與重新分配資源，或如提供給照顧對象的安排與其真實的居住需求之間的落差如何消弭、且若照顧對象過多而難以盡善時更應考慮不同政策工具的搭配與建立階段性目標，此外更應將未受規範的政治過程與回饋機制建立程序或實質的標準。其次，應逐漸完善社區參與的各種安排，盡早將社會住宅基地周邊的社區納入參與機制中，對社會住宅的內涵與形式有更多理解，社會住宅最基本的目標如可持續的社區發展與社會融合才可能達成。最後是內部治理單元的建立，住都中心在建立初期就應確立推動社會住宅時的核心目標，減少未來再次修正的成本，並且完善如針對不同社會位置者的租金、居住環境與社區支持網絡等基礎調查的能力，未來推動相關變革與改善都市生活的不平等時才有必須的基本認知。 Based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 and power, the research focused on social housing in Taiwan as a case study and digg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sets of questions: First, why did housing policy eventually turned into social housing after multiple housing crises in Taiwan since the 1990s? How does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unfold? How does it shape the cur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ctive actors? Second, who are the actors in the institutional process after 2016? How do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s arise? What i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foregoing process? Finally, what is the difference of social housing institution between different cities? How do these differences emerge? How do different cities and its social housing institution impact on actors’ strategic action? Built upon neo-institutionalism and urban regime theory, I revised it with the insight of strategic action field, combining with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 including historical research, interview and fieldwork. First, in Chapter 2, I pointed out that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pattern of social housing is based upon the duality of long term policy and short term project, different crises and polity changes shaped both the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shock,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niche for tenant-support policies and projects. Second, In Chapter 3, I pointed out that during the institutional process the actors’ relationship is shaped by both political power over space and ownership relation over place, re-categorized actors into government sector, non-government sector and resident sector.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of cooperation shape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ir action, while also make homeowners and its ideology could reassure its advantages over institution. Finally, in Chapter 4, I pointed out that with the support of resources from state field, different cities transform the institution to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or re-development goals. Different cities emerge a multilateral or bilateral alliance model, resulting a community or headman type of strategic actions, and different outcome of institutional creations. In conclusion, I emphasized on the collective action and capacity of brokerage, for its ability to constantly reshape institution, as a node of power relation the brokers creatively manuevre in the field, while the relation to other actors and the systemic relation both affect its capacity. With the work of the brokers, the institutional creation and temporary balance as well as new projects could be achieved, changing resources and practices, eventually resulting the layering and penetrating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For policy suggestion, I tackled on three issues. First, both state and cities should clarify the goals and means of the institution, regulating both policy and political process with basic standards. Second, the institution should provide sufficient community involvement, combining not only residents in social housing but also surrounding local residen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nclusion. Finally, the newly-organized National Housing and Urban Regeneratation Center, which could serve as an internal governance unit, should assure the foregoing suggestions from the beginning, and improve the capacity to investigat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everyday peopl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equlalities in urban life.

碩士論文《做媽媽、做公民──雙北遊戲場改革的媽媽民主》 Doing Mother and Doing Citizen: (En)gendering Democracy in Playground Revolution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y 中文關鍵詞: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媽媽民主、次級公共領域、新型態母職 摘要:透過一年半的田野紀錄與15位核心成員的深度訪談，本文嘗試以「做媽媽」的互動論立場出發，回答一個女性主義的關懷：特殊群體的經驗如何轉化為得受社會承認且具有正當性的立場，並轉化為對該群體更友善的制度性安排？這個問題在台灣的公園兒童遊戲場設計進程中，出現一個可供切入的案例。台灣遊戲場長期是以政府主導、遊具廠商提供專業意見，以及里長（代表民意）決策的方式進行；繼而形成以安全為主要追求的設計邏輯。2015年起，台北與新北市有一群過去沒有政治參與經驗的媽媽們，因為不滿政府規劃方式，組成「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簡稱特公盟），開啟一連串從對公部門的陳情抗議、到與公部門和設計師合開會議的政治參與活動；同時連帶著媽媽網的動員力，在三年內改造雙北共33座大小公園，包括城市指標型公園如華山，也包括五公頃內社區鄰里公園。這個「媽媽民主」的現象中浮現了兩個問題：首先，這群無政治參與經驗、居住空間分散的媽媽們，如何長期持續地組織集體行動，並生產另類論述？再者，他們的參與如何與公共領域互動，並如何影響了公共領域？本文將指出，特公盟透過持續、集體且有意識地「做媽媽」，將不同於主流的想像透過持續互動，具現化到現實世界中。首先透過以社群媒體中介的媽媽網絡，形成次級公共領域，將教養日常與遊戲場議題緊密交織，同時透過個體化參與，降低集體動員的成本；接著透過共作材料和實體會面，有效轉化媽媽們對兒童遊戲場的觀點，形成另類論述、並包裝在日常教養的展演中具現化為互動邏輯。最後帶著成形的論述和協商互動技巧，媽媽們帶著孩子進入公部門並與政府協商，一邊參與公園事務一邊堅持「做媽媽」，透過互動逐漸改變政府單位對母職的想像，也透過具體遊具的落成物質化他們的另類兒童遊戲論述。從生產具體物件、論述知識到互動實踐，這群媽媽在教養中同時做參與，逐漸打造出新的實在，挑戰既有的社會母職意識形態。 Via half and a year of fieldwork as well as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5 core members,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swer a crucial question in feminism studies: how to transform a perspective from a particular group into socially recogn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supports? Issue of public parks in Taiwan offers a possibility to expand the theoretical concern. In the article, I look into a group of a-political mothers, mostly housewives, who established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arks and Playgrounds for Children by Children (abbreviated as PfC) in October 2015. They fight against the mainstream idea of male and profession dominance in playground designing. Without previous experience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y mobilize a se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s such as protests on streets, engagements in the inner meetings of designer and public officers. Supported by parental networks, mothers remade 33 public playgrounds, including indicatory city playgrounds and neighborhood playgrounds. The gendering democracy leaves two empirical questions: firstly, how these physically separated mothers continuously participate in collective action as well as producing alternative discourses; and secondly, what impacts they have brought to the public sphere throughout their interactions. In this article, I try to argue that the way members of PfC consciously, collectively, and continuously “do mothers” is the mechanism that materialized their advocacy, making an alternative reality. First of all, they mobilize mothers through parental networks on social media, forming a subaltern counter-public sphere and intertwining their mothering daily work with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n, through co-editing materials and face-to-face encounters, they transform members’ ideas of playing and care-giving via intense interactions. Covered by parental performing, members elaborate an alternative discourse and embody the discourse in the everyday world. Finally, with the discourse and tactics of participation ready, members enter the public sectors with their children playing beside them. In addition to the physical impacts such as materialization of new ideas into playing facilities, they also bring an impact on interactional level. By insisting on doing participation and taking care of children simultaneously, they gradually change the attitude public sector held toward both the playgrounds and toward mothers. From the production of materials,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these mothers claim the necessity of public engagement in motherhood and build a new reality to challenge the pre-existing ideology.

博士論文《「創意」如何成為「商品」：論台灣動畫及遊戲產業的文化、工業與創新》 How Does Creativity Become Commodity: Culture,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of Taiwan Animation and Game Industry 關鍵詞:動畫、遊戲、文化工業、創意資本的社會建構 Animation、Game、Cultural Industry、Social Construction of Creative Capital 摘要:本文主要是針對台灣動畫及遊戲產業進行比較性研究，首先，作者透過台灣「製造業」奇蹟實證研究的檢視，尤其是經濟社會學的觀點，釐清了技術機會與學習創新、國家機器與制度條件、組織、網絡與群聚等等不同的分析面向，並得以藉此進一步掌握台灣動畫及遊戲產業的發展面貌。 其次，作者透過文化工業多元觀點的考察，認為文化工業相較於其他工業，在生產—複製—消費之間，存在著互動連結的關係，就消費—生產的連結關係而言，文化消費存在「區隔性」、「主動性」及「生產性」，並往往透過一定的機制影響著文化生產，就生產—複製的連結關係而言，文化與工業的結合存在內在矛盾性關係，並往往透過「彈性、綜效與群聚」的組織形式，以不斷解決矛盾、降低風險及維繫創新，而就複製—消費的連結關係而言，所謂「風格與類型」，往往是在文化的消費、商品及工業之間所相互建構而成的，作者進一步將生產—複製—消費之間的互動連結關係，稱之為「創意資本的社會建構」。 第三，透過上述台灣動畫及遊戲產業發展面貌的掌握，作者得以釐清台灣動畫及遊戲產業的特殊性格，並以「創意資本的社會建構」的是否存在作為主要因素，進一步解釋台灣動畫代工的「弱勢」之於遊戲自製的「創新」，也就是說，台灣動畫產業在生產—複製—消費之間，呈現「以動畫代工為主流」的文化製造、「128公路的組織」的孤立封閉、「美國好萊塢與日本動漫」的被動消費等等特殊性格，反之，台灣遊戲產業在生產—複製—消費之間，呈現「玩而優則研發」的自製文化、「矽谷的網絡」的創意創新、「RPG、華人文化與武俠題材」的風格類型。 最後，透過台灣動畫及遊戲產業的同中求異，以及日本ACG產業的正面實例，作者認為所謂在地、自主性的文化工業發展的可能性，即在於本文所提出的「創意資本的社會建構」，也就是生產—複製—消費之間互動連結及正向回饋關係的存在與否。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 animation and game industry. First of all, after reviewing empirical studies of Taiwan ‘manufacture’ miracle, the author clarifies the history of Taiwan animation and game industry by technical,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Secondly, after reviewing diverse viewpoints of cultural industry, the author find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cultural industry. As for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cultural consumption often inflects cultural production by ‘distinct’, ‘active’ and ‘productive’ properties. As for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cultural industry keeps solving contradiction, reducing risk and maintaining innovation by ‘flexible’, ‘synergy’ and ‘agglomerate’ organizational forms. As for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tyle’ and ‘genre’ often come from the construction between cultural consumption, commodity and industry. The author also called it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reative capital”. Thirdly, the author founds ‘outsourcing’,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Hollywood/Manga/Anime’ construct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Taiwan animation industry. On the other side, ‘player-become-developer’, ‘network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RPG/Chinese culture/Chinese chivalry’ construct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Taiwan game industry. Finally,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 animation and game industry, the author suggests the possibility of local autonomy cultural industry lies in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reative capital”.

博士論文《台灣高科技產業的跨國技術學習創新網絡機制－積體電路與液晶顯示器產業的比較》 Cross-National Technology Learning Innovation Network in Taiwan''s High-Tech Industry-Comparative Analyses between IC and LCD Industry 關鍵詞:社會網絡結構、跨國知識擴散、技術移入、高科技產業、創新網絡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cross-national knowledge diffusion、introduction of technology、high-tech industry、innovation network 摘要:本論文將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組織網絡當成一個技術知識學習創新機制，試圖分析科技後進國的企業透過技術知識學習創新網絡從國外引進技術知識，將新的技術知識與他們既存的知識、經驗等結合在一起，進行創新活動的實際過程。科技後進國開始著手技術學習、推動技術的修正以及創新活動之時，拿到跨國流通與擴散的技術知識、抓住從國外引進技術知識的機會就是必要的前提。但先前的研究很少討論這些跨國技術知識流通與擴散如何發生，科技後進國透過什麼樣的機制從國外科技先進國引進新的技術知識，學習知識，將新的知識轉變為自己的創新活動等。筆者採用複數的因果條件彼此受影響的組合作用之理論架構，將「技術」、「制度（包含國家產業政策以及文化規範等）」、「跨國技術學習創新網絡」的三個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當成研究對象以免陷入技術決定論和制度決定論的限制。「跨國技術學習創新網絡」指的是新的技術知識透過正式的制度安排以及社會或人際網絡跨越國境擴散到不同國家企業組織以及整個產業裡面的機制。在跨國技術學習創新網絡的運作中，筆者特別強調「外部開放性結構」與「內部封閉性結構」對於科技後進國引進新知識、學習知識、進入創新的過程帶來關鍵性影響。「外部開放性結構」指的是科技後進國企業從科技先進國引進新技術的開放性階段，「內部封閉性結構」是科技後進國從科技先進國引進新技術之後，在接受新技術知識的組織成員之間的封閉性空間，分享新知識，將新知識與既存的知識結合在一起，進入創新活動的封閉性階段。 本研究相關廠商的跨國田野訪談後發現，開放性的社會網絡結構促成知識流通的「外部開放性結構」，封閉性的社會網絡結構對於「內部封閉性結構」的發展帶來正面的影響。日本產業界的封閉性組織網絡結構促成企業組織內部行動者之間的凝聚力與信任關係，在組織內部學習新知識、修正知識的「內部封閉性結構」發揮他的優勢。但封閉性網絡結構往往引起知識流通與人才流動的阻塞情形，造成資訊的重疊性、僵硬且缺乏彈性的組織結構等的困境。台灣產業界的開放性網絡結構偶爾會造成企業內機密性技術知識往外面洩漏的風險，但開放性網絡結構促成知識流通與人才流動，能夠迅速地吸收多樣化的資訊，不容易引起組織僵硬化的問題，在從外面引進新技術知識的「外部開放性結構」發揮他的本領。並且，在台灣有幾個高科技產業群聚，技術知識與技術人才在這些群聚邊界裡面流通，雖然技術知識跟著技術人才的流動跨越每間企業的邊界，但技術知識與know-how在特定的產業群聚裡面累積下去．就變為整個產業群聚的知識財產。 This thesis argues the operation of cross-national technology learning innovation network on the knowledge diffusion among US, Japan and Taiwan''s high-tech industry. Cross-national technology learning processes are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they occur in interaction among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al, cultural, social network structural elements, which together is called “cross-national technology learning innovation network”. In these complicated learning processes, the countries with weak technological bases introduce cutting edge of technology from other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y, learn new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integrate new knowledge in their existing knowledge, advance to the innovation stage. In order to conduct comparative analyses between Taiwan''s IC and LCD industry''s cross-national learning innovation network, I provide two stages of knowledge diffusion network mechanisms, one is the open network structure between knowledge receiver and brokerage, and the other is the closed network in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receiver. Based on the cross-national field research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among US, Japan and Taiwan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know-how in Taiwanese IC and LCD industry. Open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strengthens open knowledge diffusion network structure; closed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losed knowledge diffusion network structure. More specifically, closed network structure in Japanese industry strengthens the trust relationships among technical personnel in corporate organization, however, strong ties not infrequently impedes the knowledge diffusion and the mobility of human resources, brings out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redundancy and the rigidity of organization. By contrast, in the open network structure of Taiwanese industry,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opportunism and leakag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however, extremely frequent knowledge diffusion and the mobility of human resources accelerate the assimilation of diversified knowledge, and it is unlikely to cause the rigidity of organization. In addition to this, Taiwanes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several industrial clusters in Taiwan,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flow freely in these industrial clusters.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diffuses across the boundary of each corporate organization along with the mobility of human resources, however,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know-how accumulated in the certain industrial cluster, turn into knowledge property in the entire industry.

博士論文《從認同追尋到策略導向：雲門舞集與台灣社會變遷》 From Self-searching to Strategic-orientation： The Cloudgate Dance Theater of Taiwan and the Social Change of Taiwan 關鍵詞: 雲門舞集,現代舞,認同,社會變遷,文化商品化, Cloudgate Dance Theater of Taiwan,modern　dance,identity,social change,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摘要:本文主要是由「雲門舞集在當代台灣社會何以成為可能？」這個原始的提問出發，以雲門舞集自成立以來三十五年的發展為觀察對象，企圖探討：一、台灣第一個職業舞團「雲門舞集」，這個具有指標意義之當代台灣特定文化生產的社會過程；二、此一過程與社會集體文化展演之間的關連性和特殊性。 在Pierre Bourdieu的場域（field）概念與 Norbert Elias之關係形構（figuration）概念的文化社會學理論定位下，本文以時間脈絡為研究鋪陳的縱軸，以結構面、關係面、組織、制度、實作為橫向分析的單元，企圖釐清雲門舞集作為表演藝術場域的行動者，在台灣特定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如何在結構的可能性與限制，甚至是各種形式的權力鬥爭之下，在發展過程中，透過舞碼與其他相關實作，表達出對社會的理解與回應，並對一般社會大眾進行具有教育或領導效果的言說，甚而創造出一種與結構相互形構的集體力量。 研究指出，在1970年代，所謂台灣的「軸心時代」，雲門創辦人林懷民以其因特殊家庭背景與綿密社會網絡所累積的文化與社會資本，透過「雲門」的建立與現代舞特殊的表演形式，在與政治場域不斷的對話與爭辯行動中，參與了當時更廣泛的、與左翼思潮相關連的本土文化造型運動。 1980年代台灣經濟持續發展、社會力勃發，雲門一方面透過「下鄉」行動，持續累積其社會資本。同時，也在林懷民受邀創辦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時，透過教育系統的建置，奠立了台灣培養專業舞者的制度化基礎，並使得林懷民與「雲門舞集」得以佔據舞蹈場域資源分配與再分配的重要結構位置，以維持「雲門傳奇」之文化資本的生產與複製。不過在此歷史過程中，相較於雅音小集，「雲門」雖透過舞作，回應了當時與認同相關的重要社會議題，獲得了廣大的回響，卻無法如同「校園民歌」順應唱片工業吸納的發展情勢，在難以回應文化商品化趨勢的情況下，只能暫時退出舞台。 1990年代靠著之前累積的社會與文化資本，「雲門」復出之後，林懷民企圖透過向高文化品味靠攏的編舞方向，以及將本地文化元素（太極導引、拳術）抽象化的身體訓練過程，創造出「雲門」在全球現代舞市場上的差異性，回應表演藝術市場全球化的趨勢。同時在制度層面，也透過舞團內部的現代化管理、組織分化與品牌化過程，以及企業贊助的支援網絡和國家藝文補助政策轉變的外部性支持，相當成功地回應了市場全球化的挑戰，也成為政府文化政策轉向「文化創意產業」推展後，一個不斷被認為值得模仿的例子。 就整個研究總結，除了林懷民與1970年代賦予「雲門」的獨特性之外，以「雲門」為核心所進行的舞蹈場域制度形構，使得「雲門」的文化生產與再生產，不管是在實質或象徵層次，都有了對應的制度基礎。另外，雲門舞集作為當代台灣最重要的表演藝術團體，並成為台灣社會獨特文化表徵的關鍵因素，也在於舞團從創立到爭取延續的整個過程，分享並回應了台灣社會變遷從「自我追尋」到「策略導向」的核心議題轉變。此一變遷軌跡的呈現，也說明了台灣社會在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所面對的文化商品化過程。 The point of departure of this research is: As the first professional modern dance company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how was Cloudgate Dance Theater of Taiwan and the modern dance possible in the 1970’s when Taiwan was in the historical phase of developing country. To solve this puzzle, there are two main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first, what is the social process of the specific cultural production of Cloudgate since 1973? ; secondly, what is the relatedness between this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social change of Taiwan during the past 35 years? In this dissertation, I analyze the history of Cloudgate Dance Theater and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Taiwan, and point out that even though Lin, Hwei-Ming, the founder of the Cloulgate carried much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to the modern dance field due to his special family background and social network, the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change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polic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dance of TNUA, are crucial to the continue of this modern dance company. They gave the Cloudgate structural support for capital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kn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loudgate and the social change of Taiwanese society share the same trajectory from self-searching to strategic-orientation. It is because by their practices, the dance company is able to response to the main social issues in different periods with different ways that Cloudgate become the national icon of Taiwan.

博士論文《市場、國家與社會：從制度論探討臺灣戰後壽險市場的發展》 Market, State and Society: The Institutionalist Research on Postwar Life Insurance Market in Taiwan 關鍵詞:壽險、市場、場域、國家自主性、制度論 life insurance、market、field、state autonomy、institutionalism 摘要:本文是以戰後臺灣壽險市場的發展為研究主題。臺灣壽險市場已是國際社會所稱保險成熟市場，但臺灣的死亡保障缺口卻未隨國人保費支出的增加而減少，反倒擴大。為了瞭解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臺灣壽險市場的獨特性，本文主張必須從影響市場結構之制度環境如何形成著手，並強調完整的市場研究需探討有關市場形成的兩個息息相關的制度化過程：（1）國家如何在本身所處制度環境中制訂正式規則？（2）市場行動者如何在國家所規範的正式規則中形成市場結構？本文預設國家與市場是兩個相互依賴的策略行動場域。這個預設具有兩個意涵。其一，本文的「國家自主性」不是國家不受社會羣體影響的自主性，而是鑲嵌於具體的社會關係中。但國家有可能因為組織形態，而使某個部門的政策意見相較於其他部門的政策意見更有機會被採納，因此，當政體結構與國際情勢有所變化，不同政治行動者在決策過程中的角色與權力也會有所變化。其二，在國家場域與市場場域（或稱非國家場域）中的行動者有所謂「在位者」與「挑戰者」之分，在位者或挑戰者為了促使其他行動者與他合作，會嘗試使其政策觀點成為政策選項之一，進而主導市場發展的走向。然而，儘管行動者會對「外在於」國家場域與非國家場域的歷史事件進行策略性詮釋與利用，使某個歷史事件成為影響政策制訂與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行動者在推動某個政策時卻是基於自身短期的利益考量而非政策的長遠影響，以致政策發展的長遠結果往往是短期政治考量的副產品，或者即使政策制訂者確實是基於政策的長遠影響推動某個政策，卻也會因為有太多行動者參與其中、有太多政策制訂工作要持續進行，以致難以監督政策的實際成效而產出意想不到的政策結果（即市場發展）。 基於上述預設，本文以「威權主義」、「分配主義」、「重商主義」三個不同類型的發展型國家階段來表達國家自主性在不同時期的表現。同時，由於與壽險市場相關的政策議題非常多，限於篇幅，本文選擇以「保險資金運用」、「保險契約關係」、「保險通路管理」這三個政策議題，探討它們在這三個不同類型的發展型國家階段如何形成與發展，又如何經過市場行動者的運用，而為下一階段的政策變遷埋下伏筆。最後，本文亦透過考察每個階段的在位者與挑戰者，來瞭解行動者根據政策所發展出來的市場策略如何影響市場文化的形成。 研究結果發現，就經驗現象而言，臺灣壽險市場的獨特性不只與消費者的觀點及社會經濟的發展有關，亦與國家政策有關。更精準的說法是，社會經濟的發展會影響國家監理壽險市場的相關政策，消費者的觀點則是市場發展的結果。以本文一開始所指出的死亡保障缺口而論，死亡保障缺口隨著國民所得的提高反而擴大的原因多少與國家未以建立國人的保險觀念為政策選項有關，因壽險公司所採取與「保險資金運用」、「保險契約關係」、「保險通路管理」這三個議題相關的策略行動據此就以能夠達到快速累積資本的目的為優先考量，消費者觀點任由壽險公司形塑。就理論意涵而言，臺灣壽險市場的發展經驗清楚說明，國家與市場兩者密切互動。同時，「國家自主性」不能只從國家「獨斷性權力」與「基礎構造權力」的構成來判斷。更重要的是國家的「政策能力」。而國家的政策能力是建立在公民社會的健全之上。亦即，只要國家是個民主政體，公民社會始終對公共議題保持高度關注並採取相應的政治行動，國家與特定資本家或社會羣體之間的特殊關係不會產生只有利於特定資本家或社會羣體的政策發展，只要政策不是圖利特定資本家或社會羣體，市場發展的結果自然朝向有利於社會整體的方向進行。 The subject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stwar life insurance market in Taiwan. Life insurance market in Taiwan is a so-called “mature insurance market” but the mortality protection gap becomes bigger and bigger even though the total premium people pay annually becomes more and mo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stinctions of life insurance market in Taiwan, this dissertation argue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ffecting the market structure has to be understood, and emphasizes that the complete market research shall be composed of two relevant institutionalizing processes: （1）How the state makes the formal rules?（2）How the market actors develop the market structure in the frame of these formal rules. This article assumes that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are two interdependent strategic action field. This assumption implies two meanings. First, the state autonomy in this dissertation is the autonomy of the state embedded in the ongoing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rather than the autonomy of the state based on the insulation of the state to the society. However, due to the pattern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 the policy viewpoint of certain authority of the state may prevail over that of others. Therefore, when the polity chang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anges, the roles and powers of different actors in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of the state field may change. Second, there are incumbents and challengers in the state field and market field (or nonstate field). Incumbents or challengers will try to make their policy viewpoint become one of the policy options and to dom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However, actors’ strategic interpre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vents only make the historical events to be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policy making and market development, but actors are unable to control how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vents affect the market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assumption, this dissertation distinguishes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he history of postwar Taiwan: authoritarianism, distributionalism, commercialism. In view too many issues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life insurance market; this dissertation chooses three of them: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 insurance capital, the conclusion of the insurance contracts,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insurance channels. Through exploring how these three issues formed and developed in the state field as well how actors use them to advance in creating the probability of policy changes in the nonstate field, this dissertation explains how the strategic actions the actors took influence the formation of the market culture. There are two results come out from this research. With respect to the empirical phenomena, the distinctions of life insurance market in Taiwan not only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consumer viewpoints and the level of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but also the state policies. As far as the mortality protection gap concerned, the increase of mortality protection gap is more or less caused by the state action that providing the insurance education to citizens is not one of the policy option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strategic actions relative to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 insurance capital, the conclusion of the insurance contracts,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insurance channels are all aiming at speedy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make consumers develop insurance conception which serve the same purpose. With respect to the theoretical inference, the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 of the life insurance market in Taiwan represent a close interac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In addition, it also entails that state autonomy shall not only be recognized by the despotic power and the infrastructural power but also the policy power. The policy power of the state is built on the robust civil society that the actors concern public issues and take political actions to defend their rights. Only when the civil society is robust, will the specif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apitalists or certain social groups bring the market development advantages only these capitalists or certain social groups.

博士論文《宗教治理與文化創新：台灣人間佛教的現代性》 Governmentality, Religion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The Modernity of Taiwan Humanistic Buddhism 中文關鍵詞:人間佛教、治理性、自我技藝、日常生活、文化創新 摘要:本論文試圖探討在邁向現代性發展的台灣社會中，一套新的人間佛教論述和實踐是如何藉由人間佛教團的組織運作過程而被建立起來？透過對佛光山、慈濟、法鼓山三個人間佛教教團的個案比較分析，探究其如何重新詮釋佛教修行觀的現代意涵，建構現代性的人間佛教修行實踐，從治理性與文化創新的面向，定義出「新佛教徒」的實踐途徑。 在論述層面，包括星雲法師、聖嚴法師、證嚴法師，皆沿續太虛大師到印順導師把佛教帶回「人間」的現代性論述轉譯，星雲法師提倡佛陀在人間，以人為本，回歸佛陀本懷，倡導人間佛教的現代化與生活化；聖嚴法師強調淨土在人間，從回應多元文化脈絡中，轉譯禪修的現代詮釋，側重提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證嚴法師則是特別重視菩薩在人間，強調現代性苦難論述，主張要從慈善救濟行菩薩道，從人間菩薩落實現代救贖。 在空間生產層面，三個人間佛教教團皆重視現代性的空間佈署，以開山建寺與建設大型宗教園區來建構其組織影響力。其中，佛光山建構現代化弘法空間，法鼓山建構現代化禪修空間，慈濟建構現代化慈善空間，一方面透過人間道場的空間再現，建構集體性的修行場域，拓展人間道場的空間效應；另一方面也深入經營社會空間，拓展公共性的修行展演，推動人間淨土的再現空間。 在修行與自我技藝層面，佛光山建構出善法的佛教徒，法鼓山建構出實踐的佛教徒，慈濟建構出行動的佛教徒，以創新性的修行儀式、日常生活的禪修、菩薩道的多元實踐三項重要的自我技藝，將修行導引為回應現代性的自我技藝。 人間佛教主張回歸日常生活，帶動了佛教的現代性復振，本研究把人間佛教看做是現代性與佛教復振的重要案例，從多元現代性的角度反思西方世俗化理論。 This dissertation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a new set of Humanistic Buddhism discourse and practice can be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al process of the Humanistic Buddhist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that is moving towards modernity. Through a comparative case analysis of the Buddhist organizations of Fo Guang Shan, Tzu Chi and Dharma Drum Mountain, we explore that how the modern meaning of Buddhist practice could be reinterpreted and constructed from th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innovation to define the ways of practicing “new Buddhist”. At the level of discourse, including Master Hsing Yun, Master Sheng Yen, Master Cheng Yen all followed the road of Master Taixu and Master Yinshun’s modern interpretation to bring Buddhism back to the "human world". Master Hsing Yun advocated “Buddha in the Human World”, focused on the human-oriented, and returned to the Buddha nature. Master Sheng Yen advocates “Pure Land in the Human World”, focused on "building a pure land on earth" by uplifting the quality of Human Mind from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Chan. Master Cheng Yen advocates “Bodhisattva in the Human World”, focused on the modern suffering discourse and encouraged volunteers to reach the modern salvation from following the road of being human Bodhisattva through charity work. At the level of space production, the three Humanistic Buddhist organizations all emphasized on the modern spatial deployment for building main temple and large religious parks to promote their organizational influence. Fo Guang Shan constructed modern missionary spaces. Dharma Drum Mountain constructed modern meditation spaces. Tzu Chi constructed modern charity spaces. On the one hand, they all constructed collective practice field through th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for Humanistic Sacred plac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deeply manages social space for expanding public practice and promoting 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 of pure land on earth. On the level of practice and technology of self, Fo Guang Shan constructed the model of “Buddhist in Dharma.” Dharma Drum Mountain constructed the model of “Buddhist in Practice.” Tzu Chi constructed the model of “Buddhists in action.” They all promoting three important kinds of technology of self, including innovative spiritual rituals, meditation in everyday life, and multiple ways of Bodhisattva. By doing so, they reinterpreted Buddhism practice as technologies of self in response to the condition of modernity. Humanistic Buddhism advocates for returning to every life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 revival of Buddhism. This study regards Humanistic Buddhism as an important case of investigating modernity and Buddhism Revival. We could also reevaluate Western secularization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modernity by this study of Taiwan Humanistic Buddhism.